話說揚州學派
18世紀是清代學術的極盛時期，乾嘉學派是乾隆、嘉慶時期思想學術領域中出現(xiàn)的以考據(jù)為治學方法的學派。揚州學派是乾嘉學派的重要分支。當時分學問之途為三：義理、考據(jù)、文章。乾嘉學派專門從事考據(jù)。考據(jù)是相對于專講“義理”的宋學而言的；相對于文章，它又稱“樸學”；就其重實證，又稱“實學”；就其取證特重漢儒經注，又稱“漢學”；就其尊崇原始儒學，又稱“左學”；就其師承家法，特崇漢人鄭玄，又稱“鄭學”。
乾嘉學派中的許多代表人物與揚州有密切關系。該學派首先在江蘇、浙江、安徽三省境內興起，最后卻由揚州學者集其大成，《清代樸學大師列傳》中囊括從明末清初顧炎武迄清末民初370多名學者，其中祖籍揚州的學者多達33人，加上長期寓居揚州的學者，竟占有清一代學者的十分之一以上。原因與揚州的地方文化背景很有關系。
首先，豐厚的文化沉淀，前人學術研究的成就是揚州學派的重要學術淵源。經過康熙、雍正年間的修養(yǎng)生息，揚州已逐漸平復戰(zhàn)爭創(chuàng)傷，進而成為東南文化的重要集中地，詩詞、書畫、戲劇、曲藝、編史、修志、園林、工藝成就可觀。
其次，教育的空前繁榮，成為學派滋生、繁衍的溫床。揚州學派中的多數(shù)人都曾在這里發(fā)蒙啟頑，有師徒相授的，學友互磋的，有血緣型的，姻親型的，社會的，家庭的，千絲萬縷的治學網絡起了重要作用。如阮元，在揚州渡過了他全部青年求學時期；焦循家學淵源，從小在此“研習經書，博覽典籍”，不僅學到了知識，而且學到治學之道。 再次，圖書的收藏和雕版業(yè)的發(fā)展對學術研究的支持。揚州學者在此能飽覽群書，而且能及時刊行自己的著作，將學術成果及時公之于世，為世人認識和首肯。
最后，文章太守的倡導和提攜，對學術研究亦是重大支持。如兩淮鹽運使盧見曾，揚州知府伊秉綬，當他們任職揚州時，正是揚州學派趨于形成和走向鼎盛的時期，他們能與學者切磋學術，展開討論，政治關心，經濟資助，自然使學者在這一小環(huán)境中自由地施展自己的研究才能，安心地進行學術研究。 乾嘉學派，一般來說可分為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和以戴震為首的皖派。吳派的學風即搜集漢儒的經說，加以疏通解說。以戴震為首的皖派，重視三禮（即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）中名物制度考證。其特點是從音韻、小學（即文字學）入手，通過文字、音韻來判斷和了解古書內容和涵義。即以語言文字為治經的途徑，在文字學、音韻學等方面作出了貢獻。與吳派相比，吳派唯漢人訓詁為準，而皖派反對墨守古人經說，主張擇善而從，而斷之以已為考證，無疑比吳派更為高明。戴震是乾嘉學派中最具有唯物主義戰(zhàn)斗精神的思想家，他曾在《孟子字義疏證》一書中用訓詁疏證儒家經典的形式來反對程朱理學，具有反抗儒家正統(tǒng)觀念和反動黑暗統(tǒng)治的思想意義。他既是思想家，又是學者，他拓寬了考據(jù)之學，范圍從校訂經書擴大到史籍和諸子，從解釋經義推廣到考究歷史、地理、典章制度，旁及算學、天文、機械等。他一生著述頗豐，有《考工圖注》、《屈原賦注》、《日編》、《水經注》等十多本專著。 戴震的學術思想和見解對揚州學者影響極大，揚州學派的中堅人物焦循、汪中、阮元、任大椿都師法戴氏，正式受業(yè)于戴氏并經他嚴格訓練的，僅王念孫一人。
揚州學派治學態(tài)度的方法是十分可貴的。首先，他們遠師顧炎武，近法戴震，崇實黜虛，重視客觀資料，不以主觀的想象輕下判斷，廣泛搜集資料，歸納研究，有著細致、專一、鍥而不舍等可貴精神。雖然有考據(jù)過細，以繁為貴的偏向，但對于糾正宋明理學家由不懂古書到妄改古書，空談無垠相比，無疑開了一代治學之風氣。其次，他們不墨守成規(guī)，敢于創(chuàng)新，尤其敢對諸子百家的經典重新認識和評價，有撥亂反正，正本清源的作用。如王念孫在《廣雅疏證》中對時賢之說，或從之，或駁之，擇善而從，為我所用。焦循在治《易》上，突破了兩千年傳注的重圍，以旁通、相錯、時行三條根本原則別辟蹊徑。再次，他們研究內容博大精深，張舜徽在《揚州學記》中說：“余嘗老論清代學術，以為吳學最專，徽學最精，揚州之學最通。無吳皖之專精，則清學不能盛；無揚州之通學，則清學不能大。”他們不僅在經學、音韻、訓詁方面前無古人，而且在史學、文學，乃至天文、地理、歷算、科技諸方面也有突破性的進展。他們的治學精神，研究成就將乾嘉之學推向峰巔，并在歷史轉折時期開啟了近代學術之先河，值得我們認真挖掘、開采、繼續(xù)和發(fā)揚。
揚州學派中的代表人物頗多，列舉如下：
汪中（1743——1794）江都縣人，字容甫。是揚州學派中的領袖人物。他出身孤苦，無力讀書，成年后依靠在書鋪做伙計得以偷空自學而博覽經史百家之書。20歲時，入江都學為附生；34歲時，選區(qū)拔貢生。但從此放棄仕途進取，而過著以文為生的清苦生活，對先秦古籍、三代、兩漢學制，以及文字、訓詁、度數(shù)、名物等方面都有深刻的研究。且精于金石之學。其經學著作有《經義知新錄》、《大戴禮記正誤》、《春秋釋義》等；鄉(xiāng)土著作有《廣陵通典》、《廣陵對》，駢文《哀鹽船文》等；治學經驗有《述學》6卷。縱觀其文章，首先是敢于大膽駁斥封建禮教和迷信，對儒家正統(tǒng)思想進行批判，為腐儒所不容。二是在經史的研究上有很多獨到見解，王念孫、劉臺拱都認為他“討論經史，榷然疏發(fā)，挈其綱領”，“識議超卓，唐以下所未有。”三是文風麗雅，為當時講求“義法”的古文家所不容，其實其文章根柢經史，陶镕漢魏，自鑄偉詞，當《哀鹽船文》一問世，就被譽為“驚心動魄，一字千金”。
焦循（1763——1820）字理堂，世居江都北湖黃玨橋（當時屬揚州府甘泉縣，今為邗江縣黃玨橋鎮(zhèn)）。他也是揚州學派的領袖人物之一。出身寒微，一生以家塾授徒為業(yè)。他筑雕菰樓，讀書著述其中。他一生可以“讀書”“著書”四字為概括，他曾以田產換書，夫人也以首飾為他買書，有人在著述中提及，曾看到過他用的書桌，桌面正側，被膀子磨成凹痕，其刻苦治學的精神可以想見。這是一位學識淵博的通儒，經史、歷算，無所不精，酷愛文學，對戲曲藝術也深有研究。在經學方面，他以訓詁入手以求通達義理，于《論語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左傳》、《禮記》都有補疏。尤其對《周易》一書的研究更為獨特。他以數(shù)學原理中的演繹法施于《易》學研究之中，“以測天之法測易”，“以數(shù)之比例求易之比例”，即把天文數(shù)學中的數(shù)量關系原則用到哲學領域，尋覓《易》學內部規(guī)律與聯(lián)系，獲得突破性的進展。清除了兩千年來特別是宋以來對《周易》的許多誤解，為從來治《易》的人所不及。王引之稱他為“鑿破混沌，掃除云霧，——推求，至精至實”。他的戲劇理論集中在《花部農譚》一書中。花部即云集揚州的各種地方戲曲，焦循將花部與雅部（即昆曲）進行比較研究，認為花部詞意直質，婦孺能解，且多忠孝節(jié)義，足以動人，加之音調慷慨，激發(fā)人心，所以他很為贊賞。在地方史志方面，他完成了《揚州圖經》和《揚州足征錄》二書，體現(xiàn)了他的史學才能。 阮元（1764——1849）字伯元，號蕓臺，揚州儀征人，人稱“雷塘庵主”，他歷經乾隆、嘉慶、道光三朝，曾為“九省疆臣”，體仁閣大學士，晚年晉加太傅銜。他的特點是一生雖為達官而不廢學問，于經史小學、天算、輿地、金石、校刊都有很深的造詣。著有《疇人傳》、《研經室集》等。他雖累于政務，但每到一處，皆以提倡學術自任，他在督學浙江時，以研讀經史必先通訓詁，曾主編了《經籍纂詁》一書，手定凡例，采摘經史子諸書，唐以前人的訓詁注釋于每一字下，按《佩文韻府》韻目歸類。王引之為之序，說其特點：“展一韻而眾字畢備，檢一字而諸訓皆存，尋一訓而原書可識。”是研究經籍的重要工具書。他一生倡導學術，培養(yǎng)后進，影響之廣，作用之大是很難找出第二人與之相提并論的。其方式，一是以經述文章延攬名流，一時名士如張惠言、陳壽祺、王引之等皆出其門。二是編刻典籍，除《經籍纂詁》外，《十三經注疏》、《皇清經解》等書都出自他手編印，而并世學者錢大昕、汪中、劉臺拱、錢塘、孔廣森、焦循、凌廷堪的遺作，都賴他一一刊布。可以說他一生全力傳播民族文化，在讀書人中影響很大。 王念孫（1744——1832），字懷祖，揚州高郵人，乾隆四十年進士，累官至永定河道。
阮元（1764-1849）字伯元，號蕓臺，人稱“雷塘庵主”，他歷經乾隆、嘉慶、道光三朝，曾為“九省疆臣”，體仁閣大學士，晚年晉加太傅銜。清道光帝在祭文中稱他“極三朝之寵遇，為一代之完人”。他的特點是一生雖為達官而不廢學問，于經史小學、天算、輿地、金石、校刊都有很濘的造詣。著有《疇人傳》、《研經室集》等。他雖累于政務，但每到一處，皆以提倡學術自任，他在督學浙江時，以研讀經史必先通訓詁，曾主編了《經籍纂詁》一書，手定凡例，采摘經史子諸書，唐以前人的訓詁注釋于每一字下，按《佩文韻府》韻目歸類。王引之為之序，說其特點：“展一韻而眾字畢備，檢一字而諸訓皆存，尋一訓而原書可識。”是研究經籍的重要工具書。他一生倡導學術，培養(yǎng)后進，影響之廣，作用之大是很難找出第二人與之相提并論的。其方式，一是以經述文章延攬名流，一時名士如張惠言、陳壽祺、王引之等皆出其門。二是編刻典籍，除《經籍纂詁》外，《十三經注疏》、《皇清經解》等書都出自他手編印。而并世學者錢大昕、汪中、劉臺拱、錢塘、孔廣森、焦循、凌廷堪的遺作，都賴他一一刊布。可以說他一生全力傳播民族文化，在讀書人中影響很大。
王念孫（1744-1832），字懷祖，揚州高郵人，乾隆四十年進士，累官至永定河道。
王引之（1766——1834），字伯祖，嘉慶四年進士，官至工部尚書。為王念孫之子。
王念孫，性方正，居官廉直，不受請托。乾隆年間，軍機大臣和珅把持朝政，索納賄賂，聚斂財富。乾隆剛崩，王念孫不顧和珅權高勢重，黨羽眾多，首先向嘉慶上奏章，彈劾和珅，其膽識才氣震動朝廷上下，于是賢臣紛紛上書，嘉慶皇帝即位僅五天，就宣布和珅十大罪狀，將其逮捕下獄，下久被賜自盡，家產查抄，其黨羽也都一一議罪。在“和珅跌倒，嘉慶吃飽”的政治斗爭中，王念孫能仗義執(zhí)言，甘冒風險，可見他為政清廉的一斑。他還是治水專家，在任直隸永定河道時，治理過河北一帶水患；在任山東運河道時，專門治理山東境內運河；必然造成高寶湖黃沙淤積，禍及運河兩岸居民。平息一場爭論，為嘉慶帝所贊許。但因其不少治河主張難以實施，一次嘉定河決堤后，王念孫悲憤辭職，歸故里著書。 王念孫和其子王引之在揚州學派中受到特別推崇，在文字、音韻、訓詁方面貢獻杰出。其中最著名的著作為《廣雅疏證》。《廣雅》是魏明帝張揖編的一部辭典，博采漢人箋注《三蒼》、《說文》、《方言》諸書，增廣《爾雅》所未備，故名《廣雅》。但《廣雅》仍欠精審，王念孫因為之疏證。《廣雅疏證》20卷，又補正1卷。一是對傳本中的訛字衍字脫字及錯亂處一一作了訂正，他所校注的本子成了《廣雅》的善本；二是以同音假借探求古書字義，就古聲求古義，在疏證中提出許多精辟見解。此書最后一卷為其子王引之所作。成為研究古書字義不可缺少的工具書。王念孫治學極其刻苦，為《廣雅》疏證，他規(guī)定自己每天解決三個字，這樣搞了近十年才完成。
繼《廣雅疏證》之后，王念孫寫成《讀書雜志》一書，這是一部校讀古籍的專著。這部書以讀書札記的形式，記錄了王念孫晚年研究史部書、文部書以及一些集部書的成果。
比起父親，王引之另有貢獻，他的《經義述聞》雖多為記述父親的治學言論，但也抒發(fā)自己的見解。王念孫在《讀書雜志》中也常提及引之言論。其時王引之年紀尚小，未過“而立”之年，但在海內已很有名。王引之還撰寫《經傳釋詞》10卷，不只是一部解釋古書虛字的訓詁書，對語法研究也有啟發(fā)意義。道光年間，王引之已近衰年，奉道光皇帝之命，作《字典考證》12卷，對《康熙字典》錯誤進行糾正。這部1716年完成的字典，旁征博引，資料宏富，但疏漏錯誤較多，只因康熙欽定御批，無人敢改。只有道光下令，引之動手，才有資格，有能力校正糾偏。王引之確實不負道光所望，糾正《康熙字典》錯誤2588條，使這部字典趨于完善。
由于王氏父子在訓詁、音韻方面的杰出貢獻，受到海內學者的贊譽。阮元稱他們父子是“一家之舉、海內無匹”。章太炎則直言不諱地說：“古韻學到了王念孫，已經基本上分析就緒，后人可做的只不過是修補工作。”王力先生說段（玉裁）、王（念孫、引之）著作是中國語言學走向科學的里程碑。可見二王在中華文化中的卓越貢獻。
劉臺拱（1751——1805）揚州寶應人。
劉寶楠（1791——1855）為劉臺拱之侄。
二劉博究群書，劉臺拱精于《三禮》、《論語》、《荀子》、《漢書》，長于考訂，于聲音文字尤深，著作有《論語駢枝》、《漢學拾遺》、《荀子補注》等，著述不多而質量甚高。劉寶楠對《毛詩》、《三禮》均有著述，主要著作有《論語正義》24卷，他自己完成14卷，以下由其子劉恭冕完成。
任大椿（1738——1789），興化人，乾隆三十六年充《四庫全書》的纂修官，揚州學派的前期代表人物，一生立闈于考證名物制度及輯錄小學、史書的研究。著有《小學鉤沉》、《字林考逸》等。
近代的揚州學術界研究狀況令人矚目，其間既有在揚州任職的學者，亦有地方文化熏陶的才人。代表人物有：
劉師培（1884-1919）字申叔，又名光漢，號左庵。儀征籍，世居揚州。其曾祖劉文淇，以經術名海內，尤精研于“春秋左氏傳”。他治學嚴謹，“上稽先秦諸子，下考唐以前史書，旁及雜家筆記文集，皆為佐證，俾左氏之大義，炳然著明于世”，輯成的資料長編幾十巨冊，直至晚年才寫成“疏證”一書，可惜立下條章后，僅寫成一卷就去世了。其后師培祖父劉毓崧因迫于生計，未能完成父業(yè)，師培伯父劉壽曾因早卒僅寫到襄公而止，師培父親劉貴曾亦治經學。家學淵源，使劉師培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。
他生于清朝末年，19歲中舉人，后因會試失利，憤而放棄科舉，游學四方，其時正值幸亥革命前夕，受革命新思潮的影響，他在上海積極宣傳革命。他以自己編的《警鐘報》為陣地，倡導革命。他是個天才的宣傳家，關于把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同國外的進化論等新思潮雜揉在一起，構成文章的一大特色，其所著的《中國民族志》、《攘書》、《中國民約精義》都是很受國人歡迎的革命書籍。他還在《民報》、《蘇報》、《天義報》等報刊上多次發(fā)表文章，《悲佃論》是思想深刻、文筆犀利、極有影響的代表作。1907年他東渡日本，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，結識了革命學者章太炎。他宣傳排滿反清，主張拒俄、批孔、鼓吹無政府思想以及提倡文字改革，普及教育等，這一時期是他一生政治思想最光輝的時期。很可惜，從1908年至1919年，他進入了政治上的墮落時期，他曾做過官僚端方的幕僚，幸亥革命后又附和袁世凱稱帝，成為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御用團體籌安會的“洪憲六如君子”之一，受到輿論界的貶斥，造成一生的恥辱。其后退出政界，1917年被蔡元培聘請為北京大學教授，1919年初刊行《國故月刊》對抗新文化運動，被魯迅先生斥之為“賣過人肉的偵心探龍”。不久死去，年僅36歲。
他因出生于經學世家，自己又涉獵廣泛，成就是多方面的，對經學、小學、漢魏詩文皆有深邃的研究，撰述甚富，近人輯為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，計有74種之多，被稱為“著述之盛，并世所罕見”。他是揚州學派的殿軍。
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，在歷史研究方面，他的可貴在于真正接觸西方，用資產階級的歷史理論，研究中國古代社會，這在史學研究中有開天辟地之舉，他寫的《中國中古文學史》學術價值頗高。該書自創(chuàng)體例，獨出機杼，既是中國文學史階段史的肇始之作，也是最先注目于“文學的自學時代”的力作。魯迅先生在致臺靜農的書信中推重此書，說：“中國文學史略，……我看過的已刊的書，無一冊好。只有劉申叔的《中古文學史》，倒要算好的。”
劉師培學術上另一重要貢獻是校釋群書，他的74種遺書中，校釋群書24種，尤以校訂諸子為最勤，如對《管子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新書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法言》、《白虎通義》、《周書》、《穆天子傳》、《楚辭》諸書，都有詳細的校釋。尤其對《荀子》的校釋成績最為卓著。在校勘中，他采取校釋為主，兼及其他，分析例證的方法，做到了不妄改古書，以防止主觀臆斷；因聲求義，主張匯合形、聲、義三方面來研究小學；在一本書中注意前后貫通，上下求證；在一本書外又廣泛取材，旁推交通，將對校、本校、他校、理校有機地結合起來，發(fā)前人所未發(fā)，解決了許多疑難問題。而且對校勘學豐富和發(fā)展的貢獻都是很大的。
劉師培除學術研究外，還長于文學創(chuàng)作，尤其是古詩詞根底很深，據(jù)現(xiàn)今收集的詩有350多首，詞18首。特別在他與革命黨人并肩戰(zhàn)斗時期，詩作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很高，如《甲辰年自述詩》：
一從遼海煽妖氛，莽莽東陲起戰(zhàn)云。
四海舊愁一惆悵，何時重整卻胡軍？
這是在日俄爭奪我東北時，作者對外患嚴重的擔憂。
聞到西鄰又責言，更虞瓜步陣云屯。
可憐天塹長江險，到此長鯨肆并谷。
不僅看到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，而且意識到清廷腐敗乃是國勢不振的基本原因。深沉的憂慮、強烈的憤慨是趕十分令人欽佩的。信息整理：m.pukouip.com
乾嘉學派中的許多代表人物與揚州有密切關系。該學派首先在江蘇、浙江、安徽三省境內興起，最后卻由揚州學者集其大成，《清代樸學大師列傳》中囊括從明末清初顧炎武迄清末民初370多名學者，其中祖籍揚州的學者多達33人，加上長期寓居揚州的學者，竟占有清一代學者的十分之一以上。原因與揚州的地方文化背景很有關系。
首先，豐厚的文化沉淀，前人學術研究的成就是揚州學派的重要學術淵源。經過康熙、雍正年間的修養(yǎng)生息，揚州已逐漸平復戰(zhàn)爭創(chuàng)傷，進而成為東南文化的重要集中地，詩詞、書畫、戲劇、曲藝、編史、修志、園林、工藝成就可觀。
其次，教育的空前繁榮，成為學派滋生、繁衍的溫床。揚州學派中的多數(shù)人都曾在這里發(fā)蒙啟頑，有師徒相授的，學友互磋的，有血緣型的，姻親型的，社會的，家庭的，千絲萬縷的治學網絡起了重要作用。如阮元，在揚州渡過了他全部青年求學時期；焦循家學淵源，從小在此“研習經書，博覽典籍”，不僅學到了知識，而且學到治學之道。 再次，圖書的收藏和雕版業(yè)的發(fā)展對學術研究的支持。揚州學者在此能飽覽群書，而且能及時刊行自己的著作，將學術成果及時公之于世，為世人認識和首肯。
最后，文章太守的倡導和提攜，對學術研究亦是重大支持。如兩淮鹽運使盧見曾，揚州知府伊秉綬，當他們任職揚州時，正是揚州學派趨于形成和走向鼎盛的時期，他們能與學者切磋學術，展開討論，政治關心，經濟資助，自然使學者在這一小環(huán)境中自由地施展自己的研究才能，安心地進行學術研究。 乾嘉學派，一般來說可分為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和以戴震為首的皖派。吳派的學風即搜集漢儒的經說，加以疏通解說。以戴震為首的皖派，重視三禮（即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）中名物制度考證。其特點是從音韻、小學（即文字學）入手，通過文字、音韻來判斷和了解古書內容和涵義。即以語言文字為治經的途徑，在文字學、音韻學等方面作出了貢獻。與吳派相比，吳派唯漢人訓詁為準，而皖派反對墨守古人經說，主張擇善而從，而斷之以已為考證，無疑比吳派更為高明。戴震是乾嘉學派中最具有唯物主義戰(zhàn)斗精神的思想家，他曾在《孟子字義疏證》一書中用訓詁疏證儒家經典的形式來反對程朱理學，具有反抗儒家正統(tǒng)觀念和反動黑暗統(tǒng)治的思想意義。他既是思想家，又是學者，他拓寬了考據(jù)之學，范圍從校訂經書擴大到史籍和諸子，從解釋經義推廣到考究歷史、地理、典章制度，旁及算學、天文、機械等。他一生著述頗豐，有《考工圖注》、《屈原賦注》、《日編》、《水經注》等十多本專著。 戴震的學術思想和見解對揚州學者影響極大，揚州學派的中堅人物焦循、汪中、阮元、任大椿都師法戴氏，正式受業(yè)于戴氏并經他嚴格訓練的，僅王念孫一人。
揚州學派治學態(tài)度的方法是十分可貴的。首先，他們遠師顧炎武，近法戴震，崇實黜虛，重視客觀資料，不以主觀的想象輕下判斷，廣泛搜集資料，歸納研究，有著細致、專一、鍥而不舍等可貴精神。雖然有考據(jù)過細，以繁為貴的偏向，但對于糾正宋明理學家由不懂古書到妄改古書，空談無垠相比，無疑開了一代治學之風氣。其次，他們不墨守成規(guī)，敢于創(chuàng)新，尤其敢對諸子百家的經典重新認識和評價，有撥亂反正，正本清源的作用。如王念孫在《廣雅疏證》中對時賢之說，或從之，或駁之，擇善而從，為我所用。焦循在治《易》上，突破了兩千年傳注的重圍，以旁通、相錯、時行三條根本原則別辟蹊徑。再次，他們研究內容博大精深，張舜徽在《揚州學記》中說：“余嘗老論清代學術，以為吳學最專，徽學最精，揚州之學最通。無吳皖之專精，則清學不能盛；無揚州之通學，則清學不能大。”他們不僅在經學、音韻、訓詁方面前無古人，而且在史學、文學，乃至天文、地理、歷算、科技諸方面也有突破性的進展。他們的治學精神，研究成就將乾嘉之學推向峰巔，并在歷史轉折時期開啟了近代學術之先河，值得我們認真挖掘、開采、繼續(xù)和發(fā)揚。
揚州學派中的代表人物頗多，列舉如下：
汪中（1743——1794）江都縣人，字容甫。是揚州學派中的領袖人物。他出身孤苦，無力讀書，成年后依靠在書鋪做伙計得以偷空自學而博覽經史百家之書。20歲時，入江都學為附生；34歲時，選區(qū)拔貢生。但從此放棄仕途進取，而過著以文為生的清苦生活，對先秦古籍、三代、兩漢學制，以及文字、訓詁、度數(shù)、名物等方面都有深刻的研究。且精于金石之學。其經學著作有《經義知新錄》、《大戴禮記正誤》、《春秋釋義》等；鄉(xiāng)土著作有《廣陵通典》、《廣陵對》，駢文《哀鹽船文》等；治學經驗有《述學》6卷。縱觀其文章，首先是敢于大膽駁斥封建禮教和迷信，對儒家正統(tǒng)思想進行批判，為腐儒所不容。二是在經史的研究上有很多獨到見解，王念孫、劉臺拱都認為他“討論經史，榷然疏發(fā)，挈其綱領”，“識議超卓，唐以下所未有。”三是文風麗雅，為當時講求“義法”的古文家所不容，其實其文章根柢經史，陶镕漢魏，自鑄偉詞，當《哀鹽船文》一問世，就被譽為“驚心動魄，一字千金”。
焦循（1763——1820）字理堂，世居江都北湖黃玨橋（當時屬揚州府甘泉縣，今為邗江縣黃玨橋鎮(zhèn)）。他也是揚州學派的領袖人物之一。出身寒微，一生以家塾授徒為業(yè)。他筑雕菰樓，讀書著述其中。他一生可以“讀書”“著書”四字為概括，他曾以田產換書，夫人也以首飾為他買書，有人在著述中提及，曾看到過他用的書桌，桌面正側，被膀子磨成凹痕，其刻苦治學的精神可以想見。這是一位學識淵博的通儒，經史、歷算，無所不精，酷愛文學，對戲曲藝術也深有研究。在經學方面，他以訓詁入手以求通達義理，于《論語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左傳》、《禮記》都有補疏。尤其對《周易》一書的研究更為獨特。他以數(shù)學原理中的演繹法施于《易》學研究之中，“以測天之法測易”，“以數(shù)之比例求易之比例”，即把天文數(shù)學中的數(shù)量關系原則用到哲學領域，尋覓《易》學內部規(guī)律與聯(lián)系，獲得突破性的進展。清除了兩千年來特別是宋以來對《周易》的許多誤解，為從來治《易》的人所不及。王引之稱他為“鑿破混沌，掃除云霧，——推求，至精至實”。他的戲劇理論集中在《花部農譚》一書中。花部即云集揚州的各種地方戲曲，焦循將花部與雅部（即昆曲）進行比較研究，認為花部詞意直質，婦孺能解，且多忠孝節(jié)義，足以動人，加之音調慷慨，激發(fā)人心，所以他很為贊賞。在地方史志方面，他完成了《揚州圖經》和《揚州足征錄》二書，體現(xiàn)了他的史學才能。 阮元（1764——1849）字伯元，號蕓臺，揚州儀征人，人稱“雷塘庵主”，他歷經乾隆、嘉慶、道光三朝，曾為“九省疆臣”，體仁閣大學士，晚年晉加太傅銜。他的特點是一生雖為達官而不廢學問，于經史小學、天算、輿地、金石、校刊都有很深的造詣。著有《疇人傳》、《研經室集》等。他雖累于政務，但每到一處，皆以提倡學術自任，他在督學浙江時，以研讀經史必先通訓詁，曾主編了《經籍纂詁》一書，手定凡例，采摘經史子諸書，唐以前人的訓詁注釋于每一字下，按《佩文韻府》韻目歸類。王引之為之序，說其特點：“展一韻而眾字畢備，檢一字而諸訓皆存，尋一訓而原書可識。”是研究經籍的重要工具書。他一生倡導學術，培養(yǎng)后進，影響之廣，作用之大是很難找出第二人與之相提并論的。其方式，一是以經述文章延攬名流，一時名士如張惠言、陳壽祺、王引之等皆出其門。二是編刻典籍，除《經籍纂詁》外，《十三經注疏》、《皇清經解》等書都出自他手編印，而并世學者錢大昕、汪中、劉臺拱、錢塘、孔廣森、焦循、凌廷堪的遺作，都賴他一一刊布。可以說他一生全力傳播民族文化，在讀書人中影響很大。 王念孫（1744——1832），字懷祖，揚州高郵人，乾隆四十年進士，累官至永定河道。
阮元（1764-1849）字伯元，號蕓臺，人稱“雷塘庵主”，他歷經乾隆、嘉慶、道光三朝，曾為“九省疆臣”，體仁閣大學士，晚年晉加太傅銜。清道光帝在祭文中稱他“極三朝之寵遇，為一代之完人”。他的特點是一生雖為達官而不廢學問，于經史小學、天算、輿地、金石、校刊都有很濘的造詣。著有《疇人傳》、《研經室集》等。他雖累于政務，但每到一處，皆以提倡學術自任，他在督學浙江時，以研讀經史必先通訓詁，曾主編了《經籍纂詁》一書，手定凡例，采摘經史子諸書，唐以前人的訓詁注釋于每一字下，按《佩文韻府》韻目歸類。王引之為之序，說其特點：“展一韻而眾字畢備，檢一字而諸訓皆存，尋一訓而原書可識。”是研究經籍的重要工具書。他一生倡導學術，培養(yǎng)后進，影響之廣，作用之大是很難找出第二人與之相提并論的。其方式，一是以經述文章延攬名流，一時名士如張惠言、陳壽祺、王引之等皆出其門。二是編刻典籍，除《經籍纂詁》外，《十三經注疏》、《皇清經解》等書都出自他手編印。而并世學者錢大昕、汪中、劉臺拱、錢塘、孔廣森、焦循、凌廷堪的遺作，都賴他一一刊布。可以說他一生全力傳播民族文化，在讀書人中影響很大。
王念孫（1744-1832），字懷祖，揚州高郵人，乾隆四十年進士，累官至永定河道。
王引之（1766——1834），字伯祖，嘉慶四年進士，官至工部尚書。為王念孫之子。
王念孫，性方正，居官廉直，不受請托。乾隆年間，軍機大臣和珅把持朝政，索納賄賂，聚斂財富。乾隆剛崩，王念孫不顧和珅權高勢重，黨羽眾多，首先向嘉慶上奏章，彈劾和珅，其膽識才氣震動朝廷上下，于是賢臣紛紛上書，嘉慶皇帝即位僅五天，就宣布和珅十大罪狀，將其逮捕下獄，下久被賜自盡，家產查抄，其黨羽也都一一議罪。在“和珅跌倒，嘉慶吃飽”的政治斗爭中，王念孫能仗義執(zhí)言，甘冒風險，可見他為政清廉的一斑。他還是治水專家，在任直隸永定河道時，治理過河北一帶水患；在任山東運河道時，專門治理山東境內運河；必然造成高寶湖黃沙淤積，禍及運河兩岸居民。平息一場爭論，為嘉慶帝所贊許。但因其不少治河主張難以實施，一次嘉定河決堤后，王念孫悲憤辭職，歸故里著書。 王念孫和其子王引之在揚州學派中受到特別推崇，在文字、音韻、訓詁方面貢獻杰出。其中最著名的著作為《廣雅疏證》。《廣雅》是魏明帝張揖編的一部辭典，博采漢人箋注《三蒼》、《說文》、《方言》諸書，增廣《爾雅》所未備，故名《廣雅》。但《廣雅》仍欠精審，王念孫因為之疏證。《廣雅疏證》20卷，又補正1卷。一是對傳本中的訛字衍字脫字及錯亂處一一作了訂正，他所校注的本子成了《廣雅》的善本；二是以同音假借探求古書字義，就古聲求古義，在疏證中提出許多精辟見解。此書最后一卷為其子王引之所作。成為研究古書字義不可缺少的工具書。王念孫治學極其刻苦，為《廣雅》疏證，他規(guī)定自己每天解決三個字，這樣搞了近十年才完成。
繼《廣雅疏證》之后，王念孫寫成《讀書雜志》一書，這是一部校讀古籍的專著。這部書以讀書札記的形式，記錄了王念孫晚年研究史部書、文部書以及一些集部書的成果。
比起父親，王引之另有貢獻，他的《經義述聞》雖多為記述父親的治學言論，但也抒發(fā)自己的見解。王念孫在《讀書雜志》中也常提及引之言論。其時王引之年紀尚小，未過“而立”之年，但在海內已很有名。王引之還撰寫《經傳釋詞》10卷，不只是一部解釋古書虛字的訓詁書，對語法研究也有啟發(fā)意義。道光年間，王引之已近衰年，奉道光皇帝之命，作《字典考證》12卷，對《康熙字典》錯誤進行糾正。這部1716年完成的字典，旁征博引，資料宏富，但疏漏錯誤較多，只因康熙欽定御批，無人敢改。只有道光下令，引之動手，才有資格，有能力校正糾偏。王引之確實不負道光所望，糾正《康熙字典》錯誤2588條，使這部字典趨于完善。
由于王氏父子在訓詁、音韻方面的杰出貢獻，受到海內學者的贊譽。阮元稱他們父子是“一家之舉、海內無匹”。章太炎則直言不諱地說：“古韻學到了王念孫，已經基本上分析就緒，后人可做的只不過是修補工作。”王力先生說段（玉裁）、王（念孫、引之）著作是中國語言學走向科學的里程碑。可見二王在中華文化中的卓越貢獻。
劉臺拱（1751——1805）揚州寶應人。
劉寶楠（1791——1855）為劉臺拱之侄。
二劉博究群書，劉臺拱精于《三禮》、《論語》、《荀子》、《漢書》，長于考訂，于聲音文字尤深，著作有《論語駢枝》、《漢學拾遺》、《荀子補注》等，著述不多而質量甚高。劉寶楠對《毛詩》、《三禮》均有著述，主要著作有《論語正義》24卷，他自己完成14卷，以下由其子劉恭冕完成。
任大椿（1738——1789），興化人，乾隆三十六年充《四庫全書》的纂修官，揚州學派的前期代表人物，一生立闈于考證名物制度及輯錄小學、史書的研究。著有《小學鉤沉》、《字林考逸》等。
近代的揚州學術界研究狀況令人矚目，其間既有在揚州任職的學者，亦有地方文化熏陶的才人。代表人物有：
劉師培（1884-1919）字申叔，又名光漢，號左庵。儀征籍，世居揚州。其曾祖劉文淇，以經術名海內，尤精研于“春秋左氏傳”。他治學嚴謹，“上稽先秦諸子，下考唐以前史書，旁及雜家筆記文集，皆為佐證，俾左氏之大義，炳然著明于世”，輯成的資料長編幾十巨冊，直至晚年才寫成“疏證”一書，可惜立下條章后，僅寫成一卷就去世了。其后師培祖父劉毓崧因迫于生計，未能完成父業(yè)，師培伯父劉壽曾因早卒僅寫到襄公而止，師培父親劉貴曾亦治經學。家學淵源，使劉師培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。
他生于清朝末年，19歲中舉人，后因會試失利，憤而放棄科舉，游學四方，其時正值幸亥革命前夕，受革命新思潮的影響，他在上海積極宣傳革命。他以自己編的《警鐘報》為陣地，倡導革命。他是個天才的宣傳家，關于把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同國外的進化論等新思潮雜揉在一起，構成文章的一大特色，其所著的《中國民族志》、《攘書》、《中國民約精義》都是很受國人歡迎的革命書籍。他還在《民報》、《蘇報》、《天義報》等報刊上多次發(fā)表文章，《悲佃論》是思想深刻、文筆犀利、極有影響的代表作。1907年他東渡日本，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，結識了革命學者章太炎。他宣傳排滿反清，主張拒俄、批孔、鼓吹無政府思想以及提倡文字改革，普及教育等，這一時期是他一生政治思想最光輝的時期。很可惜，從1908年至1919年，他進入了政治上的墮落時期，他曾做過官僚端方的幕僚，幸亥革命后又附和袁世凱稱帝，成為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御用團體籌安會的“洪憲六如君子”之一，受到輿論界的貶斥，造成一生的恥辱。其后退出政界，1917年被蔡元培聘請為北京大學教授，1919年初刊行《國故月刊》對抗新文化運動，被魯迅先生斥之為“賣過人肉的偵心探龍”。不久死去，年僅36歲。
他因出生于經學世家，自己又涉獵廣泛，成就是多方面的，對經學、小學、漢魏詩文皆有深邃的研究，撰述甚富，近人輯為《劉申叔先生遺書》，計有74種之多，被稱為“著述之盛，并世所罕見”。他是揚州學派的殿軍。
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，在歷史研究方面，他的可貴在于真正接觸西方，用資產階級的歷史理論，研究中國古代社會，這在史學研究中有開天辟地之舉，他寫的《中國中古文學史》學術價值頗高。該書自創(chuàng)體例，獨出機杼，既是中國文學史階段史的肇始之作，也是最先注目于“文學的自學時代”的力作。魯迅先生在致臺靜農的書信中推重此書，說：“中國文學史略，……我看過的已刊的書，無一冊好。只有劉申叔的《中古文學史》，倒要算好的。”
劉師培學術上另一重要貢獻是校釋群書，他的74種遺書中，校釋群書24種，尤以校訂諸子為最勤，如對《管子》、《晏子春秋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新書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法言》、《白虎通義》、《周書》、《穆天子傳》、《楚辭》諸書，都有詳細的校釋。尤其對《荀子》的校釋成績最為卓著。在校勘中，他采取校釋為主，兼及其他，分析例證的方法，做到了不妄改古書，以防止主觀臆斷；因聲求義，主張匯合形、聲、義三方面來研究小學；在一本書中注意前后貫通，上下求證；在一本書外又廣泛取材，旁推交通，將對校、本校、他校、理校有機地結合起來，發(fā)前人所未發(fā)，解決了許多疑難問題。而且對校勘學豐富和發(fā)展的貢獻都是很大的。
劉師培除學術研究外，還長于文學創(chuàng)作，尤其是古詩詞根底很深，據(jù)現(xiàn)今收集的詩有350多首，詞18首。特別在他與革命黨人并肩戰(zhàn)斗時期，詩作思想性和藝術性都很高，如《甲辰年自述詩》：
一從遼海煽妖氛，莽莽東陲起戰(zhàn)云。
四海舊愁一惆悵，何時重整卻胡軍？
這是在日俄爭奪我東北時，作者對外患嚴重的擔憂。
聞到西鄰又責言，更虞瓜步陣云屯。
可憐天塹長江險，到此長鯨肆并谷。
不僅看到帝國主義的狼子野心，而且意識到清廷腐敗乃是國勢不振的基本原因。深沉的憂慮、強烈的憤慨是趕十分令人欽佩的。信息整理：m.pukouip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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